中國減排逐步深入

    “十二五”期間，節能減排的著力點在于轉換動力機制，完善節能減排的市場制度，政府要從“十一五”期間強力推進節能減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更加突出企業在節能減排中的主體地位。

    中國減排的腳步正在加緊。zui近的一項重大舉措是，*計劃安排50億元資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大氣污染。稍早之前，環保部還表示，未來五年將投入1.7萬億元資金用于治理大氣污染。這被稱為*zui嚴格的大氣治理計劃。

    “十一五”以來，在行政力量的強勁推動和巨額資金投入下，中國節能減排步伐大大提速。從2006年到2012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了23.6%，這相當于少排放約18億噸二氧化碳，其中，2012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就下降5個百分點。

    國家*員會副主任解振華評論說，這不僅促進了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中國的貢獻。

    他同時表示，當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之中，能源消費總量還會相應地增長，傳統的高碳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減排行動進行時

    作為“十一五”的開局之年，2006年成為中國節能減排的原點。

    “十一五”規劃綱要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并制定了明確的目標任務，包括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5、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提高到60%。

    這是中國明確提出提高資源生產率和減少污染排放強度目標，反映了*政府希望從資源耗竭型的社會向資源節約型的社會轉型。這一重大政策調整的國內背景是，在連續多年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中，粗放型發展方式造成能源消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上升——在“十五”的后三年，全國單位GDP能耗上升了9.8%，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分別上升了32.3%和3.5%。

    為了實現規劃目標，*政府以行政主導方式強力推行地方節能減排任務。2006年，*發布《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建立節能目標責任制和評價考核體系，將“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目標分解落實到各地，實行嚴格的目標責任制。

    2007年，*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節能工作。當年開始實施“節能工程”，極大地推動了燃煤工業鍋爐改造、余熱余壓利用、電機系統節能、建筑節能、綠色照明、政府機構等領域節能減排工作，形成3.4億噸標準煤的節能能力。

    在此期間，一系列節能法律法規也逐漸完善，旨在解決高排放和污染“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為此，《節約能源法》重新修訂，《循環經濟促進法》開始實施，新的《水污染防治法》正式頒布。

    巨額資金投入是節能減排*的一部分。“十一五”期間，*政府投入節能減排資金2000多億元，同時，這些資金又帶動全國各級政府與企業的節能環保投入1.6萬億元以上，這一數字比“十五”期間增加了70%。

    通過強力減排行動，“十一五”期間，全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分別下降了14.29%和12.45%，其中，二氧化硫減排目標提前一年實現，化學需氧量減排目標提前半年實現。中國通過節能提高能效，少消耗能源6.3億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4.6億噸。

    目前，碳交易試點、低碳城市試點、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區、循環經濟試點等都在有序推進，推動了國內低碳實踐迅速發展。

    在氣候談判陷入僵持的情況下，中國主動承擔減排義務的行動再次得到贊賞。

    2007年，國家*會同多部門制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了明確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增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并通過科技研發和社會宣傳、管理，推進節能降耗。

    從2008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全面介紹中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以及中國對此進行的體制機制建設。

    2009年，中國政府正式對外宣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承諾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一目標遠遠高于美國宣布的減排17%、歐盟提出的zui高減排30%的目標。而按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的規劃，中國zui多只需到2020年減排30%。

    轉換動力機制

    “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節能減排力度依舊。去年發布的《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制定了一系列目標。

    到2015年，全*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10年各減少8%、單位工業增加值（規模以上）能耗比2010年下降21%左右，“十二五”期間，要實現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目標。

    受訪專家分析認為，在經濟總量仍將快速增加，重化工業比重大、增速偏快，結構性污染仍十分突出的背景下，上述減排任務相當艱巨。為此，節能減排的著力點應放在轉換動力機制，完善節能減排的市場制度，政府要從“十一五”期間強力推進節能減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通過出臺更多的鼓勵性政策與配套資金支持來引導企業，要更加突出企業在節能減排中的主體地位。

    “十一五”期間，在行政力量成為節能減排首要推動力的背景下，中國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能耗的迅速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企業技術水平、規模等仍然相對落后，造成企業內生動力不足，由此導致拉閘限電等措施。

    近兩年，減排方式已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上文所述*安排50億元資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其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即是通過“以獎代補”形式進行，期待由此撬動更大的社會資本、貨幣資本和智力資本，將錢、人及其他資源配置到大氣污染治理的事業上來。

    就企業而言，受訪專家以為，需要進一步增強節能減排的意識和能力，主動通過技術革新實現轉型升級，避免“落后挨打”。

    “從當下來看，低碳節能對一些企業來說并不那么緊迫，但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嚴峻。”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說，“事實上，這已經造成了我國在對外貿易時出現的‘貿易壁壘’、‘碳關稅’及‘碳標簽’等一系列問題，而我國部分企業在這些問題上認識不夠深，對競爭的方向把握不夠明確。”

    潘家華以為，作為*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大制造業國家，中國有必要在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開發方面有所突破，以低碳發展的方向，在競爭中占據地位。

    他指出，如果現在不采取行動，將來只能被動地接受別人的標準，使國內企業和產品在上失去競爭優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企業一定要警覺起來，行動起來。”

    新型城鎮化的低碳潛力

    在潘家華看來，目前，高耗能原材料產品生產依然過量，在從工業化中后期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如此的高產量繼續擴張的空間已經不大。

    從這一意義上而言，中國工業的碳排放總量已接近峰值，但是，與之相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引發的碳排放將是一個緩慢的持久的上升過程，其背景即是未來若干年的城鎮化。

    作為碳排放的重要貢獻者，城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資源，并制造了大部分的廢物和廢氣。

    因此，正在進行并將持續多年的城鎮化建設可能成為中國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城鎮化如果能夠做到集約，也會成為中國繼續深挖減排潛力的主戰場之一，能否成功，取決于城鎮化發展模式。

    zui近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副部長仇保興指出，我國面臨著快速城鎮化進程中能源集約化使用的巨大壓力。未來二三十年，我國還有一半的城鎮化路程要走，但我國的耕地、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極為有限，可選擇的城鎮化道路必須避免美國的城市無序蔓延發展模式。

    按照2020年全國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對2030年發展目標的規劃，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將在2020年達到60%，在2030年達到70%左右。這意味著城鎮化水平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20年間將轉化3億人口，相當于一個美國的規模。

    仇保興認為，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再走GDP掛帥的路徑，應該推行質量型、低碳型、社會公正型的新型城鎮化。

    如何減少城市對能源資源的過高消耗和高碳排放？潘家華以為，要從四個方面著力：一是在城市規劃上，注意空間布局和資源的分散配置，避免資源過度集中造成大城市病；二是現在很多城市的商業區、住宅區分離造成嚴重的交通壓力，也增加了整個城市運行的時間成本。因此，在城市內部布局中，應提倡各個區域的功能混合，實現工作生活一體化；三是在技術上提高能效，加快推廣電動汽車等新能源工具；四是通過稅收等杠桿遏制浪費之風，將低碳理念落到實處。